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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类]网友作品展示:四合院里的温馨童年
作者:皇家体育 - 2021-02-28 02:05-

  在古老的北京城中心,还有座紫禁皇城,现如今叫做故宫博物院。就在故宫东北方向不远,南北向伸展着沙滩北街。当年,街东坐落着闻名遐迩的北京大学二院、红楼、民主广场,街西靠南口处则横着一条东西向的中老胡同。这胡同不宽。门牌32号的那座深宅有几进院落,由几座相对独立的小四合院构成。32号内有花园、假山、树木和一百多间青砖瓦舍。早先,这里属于皇城之内,现如今归东城区管理,那里盖过一座皮鞋厂的大楼,旧日的风貌已荡然无存。这宅院原是清末光绪的瑾妃给娘家购置的房产。抗战胜利后,北平政府于1946年把它借给北大使用。西南联大解散后,北大教职员回京缺少住房,校方就把这里变成了北大教职工的一处宿舍。

  1946年,二十五岁的母亲带着三岁的我和一岁半的小弟来到北平沙滩中老胡同32号。我们从前门火车站出来坐四轮马车,一路上尘土飞扬,找到这座大院——北大教职员宿舍。母子三人是从昆明出发,先到武汉我外婆的家,然后再到北平的。我父亲原来在西南联大师范学院任教,母亲在同一所大学师院毕业,也曾在西南联大附小当过老师。这一年的早些时候,父亲只身一人来北大教育学系教书。他住进这个院子时,还有几个教授的眷属未到,于是几个人搭伙吃饭,我记得的伯伯有沈从文、朱光潜。做饭的就是大肚子李妈,她是一位阅历丰富的妇女。待各家眷属陆续来到之后,李妈就被我母亲留下,从此,李妈这一生就与我家结下了不解之缘。

  除去1947年母亲带我和小弟回武汉奔丧的一段时间,我在32号一直住到1950年,住了差不多四年。离开时我快七岁了,但在32号院里发生的故事,竟然还能记得。那悠远的回忆是优美的、甜蜜的,如诗如画,常使我心驰神往。如今我已经六十多岁,自知没有生花妙笔,却忍不住想把这些童年往事告诉你们。我真想唱,把我那无忧的童年轻轻唱给你听,这支歌会带你走进我的童年,这支歌的开头就在中老胡同32号。

  在32号院里,有三个年龄和我相近的女孩,我和她们玩得最多。我们三、四岁就相识,至今仍是朋友,这友谊已经超过了半个世纪。

  我一搬进32号院,先就被1号的茑萝花吸引住了,再就和这花的小主人粘在了一处。她就是陈莹,陈占元、郑学诗夫妇的长女。她和我都属羊,细算起来,她比我小半岁。可是这个妹妹比我识字多。院里的贺姐姐(美英)就对别的大姐姐们夸奖过陈莹,原话的大意是“她才几岁呀,就认识那么多字,真是太聪明了。”陈莹家中有不少属于她本人的书刊画册,好像都放在书柜最下面的两个抽斗里,我一上她家就喜欢坐在抽斗前翻看她的书,也跟她学认几个字。我们经常形影不离地歌舞游戏,而且一同报考了孔德小学的幼稚园。入园考试时考了一些常识,如棉花和蚕丝都是从哪里来的;也考了一点算术和汉字。我们都被录取了,分在一个班。接送我俩的是一辆人力车,就是骆驼祥子拉的那种。中午,老师为我们蒸热了饭盒,我们在自己的教室里一同把两个饭盒里的东西吃光。我们经常互尝彼此的饭菜,陈莹家是广东人,我家是湖北人,味道自然不同。

  自从我家搬出32号,见面的机会就少了。但逢学校放假,我们还是找到一起玩。陈莹后来成了101中的校旗手,工作以后也是个出色的人物。她对朋友的事非常热心,不辞辛劳,有求必应。有这样一个好朋友,确实很幸运。如今,她的先生和孩子也成了我家的朋友。他们的宝贝女儿孙琰才思敏捷、兴趣广泛,和我特别投缘,共同的爱好很多。

  陈莹和我在32号院还有一个好朋友。她叫朱世乐,是朱光潜和奚今吾夫妇的二女儿。陈莹说朱世乐的书比她的还多。我俩经常跑到朱伯伯门前找朱世乐玩。朱世乐属马,比我俩大一岁。由于从小生病,她一直长得瘦瘦小小,体质很弱。她经常独自一人站在门前的太阳地里,是父母让她多晒太阳以增强体魄。她那若有所思的模样,带着淡淡忧郁的眼神,引人注目,惹人怜爱。她是个早慧的孩子。不知哪位大夫下过这样的断语:“越是聪明的孩子越难养活。”是啊,她很艰难地长大了。她的健康状况一直不乐观,她的内心也一直不好受。她后来成为研究生物医学的学者,其间的付出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她所受的煎熬,只有她自己知道。我不懂她的专业,但我知道她一直在顽强地同命运抗争,她一直在极其努力地学习,极其认真地工作,比许多条件优越的人做得都好。我对她敬爱有加,不能不佩服。

  住32号院的时候,朱世乐家6号,我家11号,去她家很近便。我家门前种过草茉莉,俗称地雷花,因为它结的籽酷似小地雷。这是一种极易养活的一年生草本植物。傍晚时分,像小喇叭样的草茉莉花一朵朵绽放了。得到大人允许后,我和陈莹便用针线把那些浅粉、鹅黄、雪白、紫红的小花穿成花环。小女孩大都喜欢做这件事,顶在头上做花冠,挂在脖子上当项链,绕在手臂上就是一个鲜花做成的镯子。那些花儿散放着淡雅的清香,比花露水好闻。送一串给朱世乐,她会笑起来。能看见她笑,我俩会很开心。

  杨西孟、邓昭度夫妇的女儿叫杨景宜,大概比朱世乐又大一岁,景宜带着陈莹和我玩。我们三人在颐和园长廊里的合影,我一直保存了五十年,只可惜照片太小,照得也不太清楚。但我们还有一张很清楚的合影,三个人带着红领巾,杨景宜已上初中,陈莹和我也许刚上高小。在师大女附中,景宜依然关照我。譬如,北京市有联合大队会或多校学生的联合文艺演出,她就教给我怎样报幕。她把我推向前台,在耳边轻轻叮嘱我:“不要慌,挺起胸,眼睛向着前方看,笑一点……。”

  后来,我、陈莹、杨景宜的家都离得远了。但在假期里,杨景宜和我常常到西郊北大朗润园的陈莹家住几天,或者,陈莹和我到东城花枝胡同杨景宜家住几天。杨景宜的功课好,也是学生干部,后来在北京机床厂当领导,从事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的研发。她的亲家是清华大学教授,所以有时也能在清华校园里见到她。

  我说的大东院,就在32号宿舍的最东头。大东院其实不算大,就是那么一小块空场。大人们觉得小,我和小弟却觉得大。有一天,太阳已经西斜,暖洋洋地照在我和小弟身上,也给大东院这块空场抹上一层金红。我和小弟正蹲在空场上专心地往小桶里装石头,忽然天一下子就变暗了。抬头一看,原来是数不清的鸟飞了过来,它们遮住了天空,像乌云一样直压下来。我们听到了震耳的鸟鸣和鸟翅扇动的声响。我和小弟都惊呆了。只过了一小会儿,密集有序的鸟阵就飞过去了,声音也逐渐远去。再过一会儿,只见天边红霞里无数细小的黑点在闪动。再后来,那些黑色闪动的小点子也消失了。好久,我们才醒过神来。恐怕那是我迄今为止见过的最壮观的鸟阵。那样的鸟阵,让我和小弟如此靠近地看清了飞行的鸟群。

  去年看了一部优美的、震撼心灵的电影杰作“鸟类的迁徙”,它唤起了我这段遥远的回忆。想到那些鸟离我俩那么近,一点儿也不怕我们、提防我们,也许它们知道我们不会伤害它们。真的,我们只想和它们亲近,和它们交朋友。家中的画册上有它们,父母亲讲过它们的故事。

  大东院北头有藤萝架和假山,它们的东边还有一幢瓦房。上了台阶,走进前屋,可以看见门楣上有块黑色的匾额,上书三个金字“阅诸室”。“阅诸室”这三个字是不是这样写,我已不大记得。

  大东院的北头,是我们常去玩耍的地方。太湖石砌的假山,遮荫的藤萝架,还有它们东边的那座高大瓦房,都给我们留下了亲切的回忆。有一阵子,这间房子被开辟成一个临时幼稚园。我和小弟,以及其他一些小朋友就在这里呆过。一位年青的女教师带过我们,我们趴在地上玩积木,或者在纸上涂涂画画。

  下午的点心,在三点钟以后吃,“三点钟,吃东东”。点心是由各家轮流送去的。那回,母亲让我端了一盘烤得金黄的馒头片。馒头片还是热的,上面抹了厚厚一层芝麻酱,最上面还撒了雪白的砂糖。从我家到阅诸室,一直向东走就行了,不用拐弯,路也平坦。开始我还注意脚下的路和端盘子的手,怕不小心绊倒摔了盘子。走着走着,那香喷喷的盘中物就把我整个人都吸引住了,忍不住地就用舌头深深地舔了一下芝麻酱,我已经等不及了,真好吃呀!忽然觉悟到这是不对的,可惜已经舔过了。我惴惴不安地走完剩下的路,把那盘馒头片儿交到老师手里。老师望着我笑了:“看看你的鼻子尖儿吧!”我这个馋虫被逮了个正着。老师没有责备我,只是在小朋友都得到一片馒头后,把那留有痕迹的一片递给了我。我的脸当时一定很红,因为已经感到发热了。我感谢老师给我留了面子,保护了我小小的自尊心。我告诉自己,那样丢脸的事以后再也不能做了。

  后来,我喜欢的这位女教师就要回家乡了,父母为她饯行。她是教育学系刚毕业的学生,需要路费回乡。正好,32号院里有几个小孩子需要人管教一下,父亲和别的教授就为她安排了这个临时幼儿园的工作。

  前面提到大东院,在它的南头儿有棵高大的老槐树,象一把巨大的绿伞,它为我们遮挡烈日的暴晒。在老槐树下我们玩各种游戏,捉迷藏、求人、猜果子名、丢手绢、跳房子等等。最好玩的是“官兵捉贼”。官兵和贼可以轮流做,但官兵的司令不换,总是闻小弟。他比我们大,是我们公认的领袖。这闻司令就是闻家驷伯伯的公子,大名闻立荃。那时候,院里无论大人小孩统统喊他闻小弟。他手下总有几个官兵,有时候我弟弟陈光光也在他手下当差。陈光光这个名字是院里的人叫起来的,因为他总把东西丢得光光的。我弟弟的大名本叫陈重光,因为出生于1944年10月,小日本快完蛋了,全中国都盼望早日驱逐日寇,使大地重光,故而我父亲为他取了重光这个名字,临上学时,改成了陈重华。

  刚才说到陈光光做过闻司令的部下,而陈莹和我却是敌方(贼)那头儿的。官兵叫我们贼,我们自称游击队。那一天,我和陈莹结伴给自己人送饭,手挽小竹篮,内盛树叶枯草,上面苫一块小手帕。我们尽量小心提防官兵,还是不幸被捕。押到老槐树下,闻司令好不威风,审也不审就一挥手,说“拖出去毙了”。我和陈莹正感不妙,只听司令身边“哇”的一声大哭,原来陈光光不干了。他大哭着抗议:“要是枪毙阿姐她们,我就不玩了。”“不玩了”这三个字说得斩钉截铁。“只枪毙五分钟,行吗?”闻司令和他商量。“那也不行!”回答得很干脆。碰到这样棘手的难题,闻司令思考片刻,当下作出“英明”决定:“天快黑了,今天就玩到这里。”军令如山倒,敌我双方全都服从,小伙伴们一溜烟地跑回了家。

  小伙伴们在院子里跑累了,有时也会站在门房老赵的跟前,静静地看着他劈木头。一截二尺长的圆木,有饭碗那么粗,他用斧子三下两下就劈成两半儿。然后再劈成更细的木条。你别以为这是为了生火用,老赵的目的是为自己准备下酒菜。老赵爱喝酒,长了一个酒糟鼻子,为了与其他姓赵的门房区别,就得了一个“红鼻子老赵”的称号,他的鼻子头儿的确很红。陈莹用手指着木头,让我仔细看,那木头上生了无数虫眼儿和沟槽,都是虫子蛀出来的。一些胖滚滚、粉红色透明的虫子就从那里落下来掉在老赵事先铺好的报纸上,在报纸上它们还不停地扭动着。条凳上的一个蓝边糙碗里,已经踊动着小半碗这样的虫子,都是活的。我们看得稀奇,便问“这些虫子做什么用”。他一边劈木头,一边捡虫子,十分得意地告诉我们:“炸着吃,比花生仁儿还香呢!”

  当我和小弟回家告诉妈妈和李妈时,李妈说:“那有什么稀罕的。早早年间,天津卫就已经有吃炸蚂蚱和知了的了。”妈妈也证实说,“虫子真是可以吃的,我小时候住在乡下,就吃过炸蚕蛹。当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真的很香。等到进城以后,才知道我吃的是蚕蛹。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想吃了。”

  老赵那时很穷,买不起下酒菜,也许炸虫子确实好吃。他敢吃肉滚滚的虫子,还知道在木头里可以找到,真是厉害!

  在中老胡同32号宿舍大院里,生长着一些树木和花草。如果没有它们,我的童年生活就会减少一多半的快乐。

  院里的木本植物包括四株乔木和一架藤萝,是我印象最深的老朋友。两株松树是我父亲买来栽在窗前的。一株榆树和一株槐树则是有年头了。在朱光潜伯伯门前的就是那棵老榆树,据传是清朝时种的。每年春天,老榆树都会长出鲜绿透亮的榆钱儿,那是榆树的果实。李妈告诉小孩子们,在荒年里,人们把榆钱儿撸下来就往嘴里塞,因为它能充饥。那棵槐树则长在大东院的南头。它很高,树冠也大。树下,是我们游戏的好去处。一到夏季,串串白花开满一树,那香味儿老远就能闻到,但是不同于紫藤的香。也有人摘下来做槐花饼吃,可是我只吃过藤萝饼。因为同属于豆科,槐花和藤萝花都具有同样的结构:旗瓣、翼瓣、龙骨瓣,精致小巧。大东院北头儿有一架紫藤,靠在太湖石砌的假山旁边。四、五月间,一串串紫葡萄似的藤萝花就像一股股小小的紫色瀑布垂落下来。那香甜的气味引来无数嗡嗡的小蜜蜂。经过一个漫长的夏季,藤萝间渐渐显露出大大小小的豆荚,毛茸茸的,又厚又硬,一个一个像翠绿的宝刀悬垂在头顶上。我们这些孩子常爱在这些绿荫下玩耍,观赏着春花秋实,享受着无边的乐趣。

  说到院内的草本植物,几乎家家门前都种了一些很皮实的品种,有死不了、凤仙花、草茉莉、波斯菊,还有石竹和金鱼草……。这些草花也是我们的好朋友,美丽的朋友。我常蹲在这些草花前端详,还会用手去轻轻摸一摸它们柔嫩的叶子和花瓣。

  回忆32号宿舍里的凤仙花,常会使我想起一个比我大两三岁的小姑娘。自从搬离这个院子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她了。算来如今她也该年过花甲了。我们都叫她大玉子,也没有问过她姓什么。是该上学的年龄了,但她没有进学校。她的妈妈给这院里的一户人家做饭。不知为什么,院里其他保姆都叫她妈妈“摩登”。“摩登”是时髦的意思,也许她真的很时髦吧。虽然没有上过学,可是大玉子知道得很多,也很会干家务活儿,经常给她妈妈打下手。凤仙花也叫指甲草,用它染指甲,就是大玉子教给我的。她把十个手指头伸给我看,果然指甲都带些胭脂色。这使我很好奇,就求她也给我染一下。于是她把凤仙花瓣捣出汁,敷在我的指甲盖上,让我别动,过一会儿再取下来,指甲就给染红了。湿湿的,也带着浅浅的胭脂色。她一天到晚待在院子里,她妈妈不叫她干活时,她就和我们这些小孩子一起玩耍。在后来的岁月里,也许我在茫茫的人海中曾经与她擦肩而过,只是彼此已经不再认得了。

  战争可能损坏原来的供水设施,万一断水,后果会很严重。北大的后勤部门在藤萝架旁修了一部压水机,在花草茂盛的季节,黄昏时分,会有大人和孩子来这里压水浇花。在我和小弟的眼里,这真是一部好玩的机器,只要用力压下铁把儿,透明清凉的地下水就会从粗大的龙头里哗啦啦地流出来。我们用小水桶接满清水,跟在提着大水桶的父亲身后,一路泼泼洒洒地走回家去,浇在门前的花圃里。那些柔嫩的花茎被冲弯了腰,晃一晃又直立起来了。小弟嘴里咕噜着:“咕咚咚,喝吧,咕咚咚,喝吧……”小弟的小脸蛋白里透红,晚风吹拂着他那一头金黄的小卷毛。我的皮肤是红里透黑,像个小印度人。那会儿,院里人叫我beibei陈,是“baby”叫白了,发音就成了“背背陈”。李妈逗我:“背背陈,背背陈,谁背你啦?”那时,我和小弟走路蹒跚,在大院里是很惹人疼爱的小娃娃,父母为此也满心欢喜。

  站在花圃边,父亲和母亲望着我们姐弟两人的神情,就像我们望着小花的神情一样,充满了园丁的爱意。我们小桶里的水,每次只能湿润一小片地,父亲的大水桶一次就能浇灌一大片。我们往返数次,树呀花呀就都喝饱了。看着它们带着水珠儿,精精神神地挺在那里,就像我们自己解了渴一样痛快。

  从中老胡同32号大门进去,差不多是斜对着,稍微偏南一点,有个垂花门洞。走进这个门洞,朝西北方向斜穿过这个小四合院,钻过一个正南正北的小巷,正对着你的就是这个宿舍最北面的那一排平房了。这一排中间11号,就是我的家。这是由宿舍大门直达我家的中路,是最短的路线。你也可以从西路或东路弯一下,途经不同的人家,来到11号。我们这个宿舍里总共也就二十来家,门前的路是四通八达的,怎么走都走得通。

  我家门前还有个标志,那就是两株松树和一个小小的花圃。这是32号院仅有的两棵松树。

  五颜六色的花草可以从暮春开到中秋,松树的针叶则一年到头都是绿的。丝瓜蔓沿着墙边扯的绳子爬上了房,挂上了树梢。关于这松树和丝瓜,还有段故事,是大肚子李妈讲给母亲听的。与其说是讲故事,不如说是告状:李妈参了我父亲一本。

  1947年,因为外婆病逝,我们随母亲陪外公在武昌住了一段时间。父亲仍在北大上课,他的日常生活就交给了李妈管理。等我们回来后,李妈就来讲松树和丝瓜的故事了:

  “那天大清早,我堵住先生要菜钱,您猜他老人家怎么说:‘门口的丝瓜摘两条,不就有了吗?我没钱了。’我寻思,这到日子不关饷也是常事,没钱就别要了吧。快到晌午天儿,米饭焖得了,丝瓜片也切出来了,就等先生进门再下锅炒。偏偏就是等不来。钟打过十二点了,还不见先生的影子。忽然听见先生在门口说话,我出去一瞧,您猜怎么着——先生正带俩伙计栽树呐!我抬眼这么一踅摸(北京方言:仔细看),好家伙,这么粗,这么高——您已经瞧见了。得花多少钱呀!不是没钱了嘛?心里这么想,嘴里就念叨出来了。先生耳朵还挺尖,忙说:‘上午领了稿费,钱刚刚够。’得,钱又没了,见天儿吃丝瓜吧!真的就吃了三天,第四天头上关饷,我才拿到菜钱。太太,您给评个理儿,有先生这么行事儿的吗?”

  母亲听了直笑:“您还不知道他这个人呢,就是喜欢松树。多半儿早就相中了,单等领了钱就买的。您别跟他生气,没用,他的脾气是改不了的。”母亲停了一会儿又说:“他小时候不叫友松,他父亲给他起的名字是陈豹,那是因为爷爷特别佩服梁山好汉豹子头林冲。先生进城读书后,自己改成这个名字——友松,意思是佩服松树的脾气,愿意拿松树当榜样做朋友。”轮到大肚子李妈乐了:“怪不得呢。”。

  其实,父亲不但喜欢松树,他喜欢的花木可多着呢,但菊花又是他最爱的了。所以每年都要买几盆,放在松树旁边。那全是为了母亲。

  母亲生在菊花盛开的时节,外公朱木君先生为她取名“良菊”。我的外公一生喜读古诗词,尤其是陶渊明的诗。晚年卧病在床,手指的关节因为类风湿而僵直,他仍艰难地翻读陶渊明的诗集。那本翻烂了的旧书,纸已经发黄。他背靠枕头,胸前支着一个小木架,书就放在架子上。老人扬着头,晃动着上半身,长吟短啸,抑扬顿挫,那腔调在我听来似乎很滑稽。那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记住了,大概是长辈们经常吟哦的缘故。

  父亲本来就爱菊,欣赏写菊的诗词。和母亲认识之后,更常赋菊诗。他还搜集了无数首写菊的诗词,闲暇时译成英文的诗。懂英语的诗人评价说,译文信达雅,意境美,押韵也巧妙。《红楼梦》里那十二首咏菊诗,他用毛笔工工整整地把英文稿誊写在荣宝斋监制的粉红色信笺上。那粉红色的纸上嵌着星星点点的云母碎片,闪着光,与黑亮的墨字交相辉映。真是美不胜收啊!母亲很珍爱,时常翻出来欣赏,一直到1966年。造反派把父亲的手迹全部没收了,甚至连我的日记也不放过,他们硬说那是陈友松的笔迹。呜乎哀哉,你珍惜的字纸,到了那些人手里,其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11号有几间房,分别是客厅、书房、卧室、餐厅、厨房、厕所,还有保姆的下房:一个有床铺的小空间。

  我家的陈设简单实用,家具多是从黄城根、东华门、东单等地的旧货市场买来的。一些日本人撤退时带不走的家具,便宜能用的,我家就买了回来。它们在我家又用了四十年,直到母亲去世的1986年,才被淘汰。

  也许你会奇怪,一个大教授的家,为什么不买些讲究一点的家具呢?原因很简单,抗战以来直到胜利,西南联大、北大的教授们一般不富裕,有家底的除外。我家没有家底,父亲的收入来自薪金和稿费。除了支付家庭的日常开销,他就喜欢买书。如果情况好一点,他还会买一些字画,间或也和沈从文伯伯一行人去琉璃厂逛逛,捧回一两件陶瓶、笔筒之类的东西,据说是某朝某代的。那会儿,这类东西比较便宜。至于家具的贵贱,他倒不太在乎。他那张书桌,还是邱椿(大年)伯伯借给他的。二十年后,抄了家。家没了,这张书桌自然也没了。就是桌子回来,父亲也无法还给邱伯伯了。还给谁呢?人都被折腾死了,邱伯伯写的《古代教育思想》的手稿也被扔了一院子。妈妈是崇尚简朴的,即使后来家里经济情况最好的时候,她也反对买讲究的床和沙发,惟独不反对父亲买结实耐用的书柜和书架。

  现在要说到父亲的书房了。其实也很普通,无论搬多少次家,布局几乎不变。书桌临窗,书架沿墙,报刊堆在墙角,一个大方凳紧靠书桌的右侧,上面摊着翻开的韦氏大词典。书桌两端是一叠叠的字纸,前方是文房四宝。书架上永远挤满各式各样装帧的图书,大小不一,新旧各异。但父亲自有他的秩序,不准别人挪动,为的是可以随手拿到他要的资料。

  这个书房惟一不普通的是一幅字轴。它的贵重不在于装裱,那是很普通的装裱,贵重的是它的内容。它贵重到我父亲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永远挂在我父亲的书房里。日寇轰炸昆明,殃及书斋,也把这轴字炸掉了半边。父亲把剩下的半边重新装裱起来,还请蒋梦麟校长为此事在字轴上题记,以补足那被炸掉的半边。这幅字之所以贵重,那是因为它是蔡元培先生亲赠的墨迹。

  1935年1月,父亲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教育学哲学博士后旋即回国,蔡元培先生器重他,书赠楹联“登临忽据三江会,飞动从来万里心”。上联和部分下联被炸毁,只剩下“从来万里心”五个字和蔡元培先生的名讳。重新装裱的这幅字上有蒋梦麟先生的题字“山阴蔡孑民遗墨”以及蒋先生书写的简短纪事。院系调整后,这幅字就挂在师大父亲的书房里,直到1966年再遭劫难,文革造反派收缴四旧时被扔进菜窖。1978年它重见天日时,长了白毛、生了绿霉。父亲获得平反后,把这幅字再次送去揭裱。荣宝斋的师傅们手艺高超、妙手回春,居然使这幅伤痕累累的字轴焕然一新。于是这幅字又在我父亲兼做起居室、餐厅、客厅和书房的那间屋里挂了14年,一直陪他走到生命的终点。这幅字的命运折射父亲的命运,履遭劫难,却从不屈服。如今我和我弟弟家中都没有地方悬挂这幅字,我怕它再受到哪怕一点点损伤,就藏进了樟木箱。

  卧室给我留下的印象,主要有两点特别突出:一是陈设简单,二是室内洁白。卧室内一张大床,两张小床,一顺摆着,床头柜隔在床之间。映入眼中的就是一片白色,好像到了医院。母亲素喜淡雅洁净,白色易于保持清洁,所以就用白布做了全部铺盖。李妈特别有说唱天才,也不知道从哪里借过来的顺口溜,形容我们的卧室是“雪白的墙,雪白的床,雪白的铺盖在卧房。”我们家用的白布,那时候还叫“五福布”,这个字也许是“幅”字吧。它是主妇们首选的物美价廉的白布。李妈夸这种布也有顺口溜:“经铺又经盖,经蹬又经踹,经洗又经晒,越洗越显白,不怕褪颜色。”(这里“色”的发音是shaǐ,念第三声。)合辙又押韵。

  因为李妈很勤快,经常拆洗被褥,有时也会把被窝、枕头、褥子拿到太阳地里晒上半天,等太阳偏西时再抱回来。这时就会闻到一股太阳晒过的味儿。那味儿很好闻,被褥也蓬松柔软了很多,躺上去会很快进入梦乡,一觉睡到大天亮。我们的卧室真是可爱,不过只有睡觉前才可以进去,还要洗干净才行。所以我们的卧室也很容易保持清洁。

  1948年冬天,在我们这个干净得像医院的卧室里诞生过一个可爱的婴儿,她的名字叫叶滢。叶滢的母亲从西郊清华大学进城来,本是想到医院生产的,但是因为戒严,医院去不成了。再想返回清华,也办不到了,因为围城,西直门的城门早早就关了,叶滢的母亲就留在了中老胡同我们家。那躁动于母腹的婴儿却不能等待,于是母亲请来马大猷教授夫人和孙承谔教授的夫人担任接生和助产,遂使母女得以平安。在这间卧室里,她们迎来了喷薄欲出的红日。由于这件事,我们这间卧室也算立过一功,值得书上一笔。

  有时候,在滴水成冰的冬夜,西北风像狼嗥,发疯一样地在院子里扫荡,门窗在咣当咣当地响。屋里还不算太冷,花盆炉子里的火苗不时窜出来舔着大洋铁壶的底儿,开水在壶肚子里咕噜咕噜地唱。白色的水气一股一股地从壶嘴和壶盖下冒出来,壶盖被顶得咔嗒咔嗒地一起一落,好像在为壶里唱歌的开水打拍子。

  我和小弟依偎在妈妈的左右,背靠着松软的大枕头,整个身子都捂在被窝里,只露出小脑瓜儿。我俩的小脚丫儿从妈妈的腿上伸过去,互相轻轻地瞪着踹着,用脚指甲挠着彼此的脚心,越痒越挠,笑得手舞足蹈,被子都被蹬开了,直灌风。妈妈举起一本书,清了清嗓子,我们就安静下来,妈妈要说书了。李妈如果已经做完了厨房里的事情,也会靠近火炉坐下来,把两只手揣在袖笼里,然后放在她那硕大柔软的肚子上,很有兴趣地和我们一起听妈妈说书。妈妈有时候看着书念,有时候看着我们讲。于是,我们眼前就会展现出奇妙多彩的世界:扇着大耳朵的猪八戒,又馋又懒,还会耍小聪明;七十二变化的孙悟空,翻一个跟头就是十万八千里;哪吒脚踏风火轮,可以生出三头六臂;土行孙可以从地里钻进钻出;铁拐李、何仙姑等八个仙人用不同的法宝飘洋过海;唐明皇和杨贵妃游过月宫;小木偶皮诺曹只要一讲谎话,鼻子就变得很长……。我们听得入了迷。可是妈妈一合上书,故事就讲到这儿了。“妈妈再讲一个吧”我们不想睡觉。如果时间还早,妈妈真的还会讲一个短点儿的故事,让我们心满意足地闭上眼睛。就这样,我们送走了一个又一个寒冷的冬夜,迎来了春天、夏天。

  夏天的夜晚最好玩,一家人坐在门前,大人们摇着芭蕉扇,驱赶着蚊子,我和小弟坐在自己的小板凳上。这回是听妈妈讲杜十娘的故事。当善良美丽的杜十娘扔了百宝箱投江时,小弟呜呜地哭个不停,无论怎么告诉他这是故事,不是真的,都不能止住他的哭泣。他真地很伤心,“杜十娘不能死,杜十娘没有死,呜呜……”。妈妈忽然清了清嗓子,“小弟不哭,不哭。我的故事还没有讲完呢。”这句话真灵,小弟的哭声停止了。他瞪大了眼睛望着妈妈,“快讲呀,妈妈!”妈妈高兴地讲下去了:“原来,杜十娘沉到江底之后,就来到了水晶宫。宫里的龙王不但把百宝箱还给了她,还派虾兵蟹将护送她,一直来到岸上,让她嫁给了一个好心的渔夫。从此他们就快快乐乐地过日子了。那个对不起杜十娘的李甲,就被龙王变成了一只团鱼。因为是李甲变的,所以也叫甲鱼。”小弟眼泪还没有干就咧嘴笑了,这回,他很满意。

  爸爸也和我们一起乘凉。有时候他教我们背诗,有时候他会让我们和他对字。比如爸爸说“红”,我们就抢着说“绿”;如果他说“白天”,我们就会说“黑夜”。以后,字数就会变成三个、四个……。或者爸爸会让我们猜谜语:“麻房子,红帐子,里面住着白胖子。”李妈也有好多好玩儿的谜语。比如她说:“铜勺儿,铁把儿,猜不着,打你嘴瓣儿”(糖梨)“打南边来了一群鹅,噼哩啪啦就下河。”(煮饺子)“两只鸭子向南飞,一只瘦来一只肥,一年来一趟,一月来三回。”( “八”字,还需是用毛笔写出来的楷书。一年一次八月,一月三个带八的日期。)妈妈笑着和李妈打趣说:“您的谜语太多了,把肚子都给撑大了。”李妈倒也不介意,她24岁时长了子宫瘤,1946年(34岁)到我家,1953年我父亲请林巧稚大夫为她取出来时竟有十几斤重。

  过年的时候,大东院从南到北扯上一根铁丝,横着挂满一只只红灯笼。母亲和陈伯母让门房老赵去买蜡烛和火柴(老北京那会儿叫“取灯儿”)。天黑后,灯笼全点着了,大东院被照得通红,孩子们欢呼雀跃。各家门前的太平花、小鞭炮此起彼伏,闪着光亮、带着响声、散发着爆竹火药的气味。大大小小的孩子们穿梭般地提着点亮了的灯笼,从这家跑到那家。提灯笼的队伍越来越长,不断有新加入的伙伴,我们一个跟着一个跑,像一条闪光的游龙。

  大人们也有他们的游戏。过年时我家的餐桌就会铺上一方雪白的台布,放上新扑克牌和花花绿绿的圆形筹码,四张椅子分别放在方桌旁边。伯伯们要打桥牌了,所以那时我们就知道了打“bridge”这个词儿。妈妈和李妈会送过去一些自制的小点心,譬如酥脆的甜麻花和咸排叉,还有咖啡或者江米酒卧鸡蛋。不过年的时候,大人们有了空闲也会凑到一起打桥牌,他们总是在说笑话,斗嘴。每个人都争取战胜对方,并且要赢得漂亮。输了的一方也不生气,想方设法下回再翻回来。真是一些会玩的大人,父亲说这是换换脑筋,好好休息一下。过后他们会全力以赴、日以继夜地在书斋里工作。

  在我的印象中,院里的人家都喜欢在自家门前种点什么。有花木,也有蔬果,丝瓜是最常见的。一进宿舍大门,靠右手边1号,是陈占元伯伯家。他家门口的篱笆上开满了猩红的茑萝花。五角星似的花冠下是一个粉红色的花筒,就像精致的小喇叭。那天上午,灿若繁星的小红花衬着翠绿的叶子,晶莹的露珠在花间闪烁。清风吹拂,那花儿叶儿都在向我们点头,惹得我手痒心动,上去就摘。小弟也跟着抓了几朵。我们忘乎所以地高举着这些花儿回到了家。

  母亲看见我们,问明了花的来路,不动声色地取来一个胖口瓶,装好半瓶水,让我们把花放进水里。那些小小的红喇叭半张着口,躺在水面上,懒洋洋地喝着水,都有点蔫了。母亲把这个瓶子端到一张高桌子上后,就开始教训我们了。“去把小板凳端过来!”我俩跑进餐厅,在小方桌下掏出自己的小板凳,小弟的是蓝颜色,我的那个是红的。这个小板凳是用来坐在小方桌前吃饭用的。母亲的声音很严厉,我们的心里在打鼓。小板凳放在了母亲跟前,李妈也为我们求过情了,但这更激恼了母亲,看来这顿打是躲不过去了。“你们一而再、再而三地私自摘花,别人家的东西能偷偷往家拿吗?我早就警告过,事不过三,你们就偏偏敢把我的话忘得一干二净!”每人挨了三板凳,热辣辣的屁股在发烧,我的眼泪忍不住地往下流,小弟在哇哇大哭。这还不算完,母亲命我俩面壁思过。她从椅子上拿下两个垫子,递给我们一人一个,叫我们在东西墙下各放一个,然后两人背对背,一东一西朝墙跪着。我先照母亲的吩咐想了一回自己的过错,自己告诉自己以后绝不能重犯。想过之后就开始端详墙壁上的花纹裂缝了:这个像云头,这个什么也不像……。跪了一会儿,屁股还有点发热,腿也麻了。总望着墙也没有什么意思,就偷偷回过头来望小弟。谁知他早就回过头来等着逗我呢。一看见我的脸,立刻扮出一副滑稽相,把我逗得嗤嗤笑起来,他则索性仰脖哈哈大笑,也不知他有没有“思过”。母亲正在北墙边坐着织毛衣,一边瞄着我们。见此情状,严肃地问道“记住了为什么挨打吗?”我们止住笑,低下头,轻声说:“记住了。”“晓得为什么事罚跪吗?”“晓得了。”“都起来!把垫子拿过来,然后去洗脸。”

  这次的教训让我记了一辈子。妈妈平日里都是温柔可亲的,只有我们再三犯规时才这样严厉。这叫事不过三。

  我出生在美妙的五月。在我五岁生日那天,妈妈和李妈烤了一个大圆蛋糕。我和小弟非常高兴,我们请来了院里的小伙伴。一起唱歌、做游戏、表演各种节目,过了一个快乐的下午。我的小客人很多,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三个男孩,他们是沈从文伯伯的两位公子,芮沐伯伯的一位公子。沈龙朱、沈虎雏兄弟二人仿佛是高小生或者已经上了初中。他们肩并肩地坐在一起,腼腆地笑着,很有大哥哥的风度。芮太初与我同岁,那天整洁得像个绅士,郑重地双手捧上一对天蓝色的发卡,蝴蝶形状,非常漂亮。我向他深鞠一躬,双手接过这生平第一份生日礼物。

  芮太初从美国回来不久,我们都叫他大卫。他和小弟陈光光是院里有名的淘气大王。整天在一起不是舞杆弄棒,便是对打开仗,隔着花坛扔煤渣儿。就在我们搬出32号院前,大卫向小弟扔煤渣时,一粒煤渣飞进了小弟的前额皮下。那煤渣三角形,有三粒小米那样大吧。因为小弟皮肤白,所以那位置便呈现出淡青色,像玉一样。五十多年过去了,那青玉般的印记,从来也没有红肿发炎,从来没有让小弟感到疼痛。这块青印便是儿时交情的见证。现在,你们谁要见着陈重华(陈光光上学时就改名了),问问他,他一定会开怀大笑,详细地把经过讲给你听。

  宿舍院里的大女孩们,大概那时已经是中学生了吧,她们是我们这些小一点的女孩儿的大姐姐。其中有许多都是我在师大女附中的学姐。在我们的眼中,她们总是那么和蔼可亲。她们能带着我们玩儿,教我们跳舞、唱歌、说快板儿。我记忆深刻的大女孩儿们是贺麟伯伯的女儿贺美英、朱光潜伯伯的大女儿朱世佳、袁家骅伯伯的两个女儿大袁和小袁、庄圻泰伯伯的两个女儿大庄和小庄、冯至伯伯的大女儿冯姚平。稍小一点的有吴之椿伯伯的二女儿吴小薇,大概和扬景宜差不多大。

  朝向大院中间小四合院里的垂花门洞,就是一个现成的舞台。我和陈莹常和别的小朋友在这里排演节目,比如“拉大锯”的歌谣,连说带比划,动作要和说的词句相配,节拍还要一致。还有双人的新疆舞。新疆舞是大姐姐们教我和陈莹跳的。新疆姑娘左右动脖子的动作很难学,大姐姐们让我们的身子站直,右腿、右胳膊贴墙,让脖子向墙靠,但整个身子不准动。然后再换过来,左边靠墙,脖子向左边动。我和陈莹努力地学,终于学会了。后来这个节目还被大姐姐们带上其他舞台,当时有很多庆祝解放的联欢会,我们去过好些地方,台下总是报以热烈的掌声。演技是说不上的,这多半是因为我俩才五六岁,稚气认真的表演使爱孩子的观众特别宽容罢了。

  宿舍里还有大哥哥、大姐姐们的精彩演出。李妈总爱夸江丕栋(江泽涵伯伯的三公子),说江老三是个“角儿”,她的老北京话,特别强调“角[念jué]儿”这个词。吴之椿伯伯的大公子吴小椿扮过“兄妹开荒”中的哥哥,那个演妹妹的也许是吴小薇(吴小椿的二妹),也许是别的姐姐。当夜幕下垂时,演出就开始了。台上的灯光人影、歌舞道白深深地吸引了全院的居民:伯父伯母们、李妈她们以及我们这些忠实的小观众。大人们带着会心的微笑,我们看得津津有味。那是解放初期,到处是歌声,经常有联欢会。许多歌曲我都听会了,直到现在还能背得出来:“山上的荒地是什么人来开?地里的鲜花是什么人来栽?什么花儿开放呀结出了自由的果?什么花儿开放呀幸福来?”“山那边哟好地方,穷人富人都一样,你要吃饭得做工哟,没人为你当牛羊。”“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指引着前进的方向。”“年青的人,火热的心,跟随着前进。紧紧地跟着前进。挺起胸来,年轻的兄弟姐妹们,新中国的一切,靠我们担承……”“中苏的人民是永久弟兄,两大民族的友谊团结紧。”“哪里有这样的国家,比我的祖国更美丽?”那是多么令人振奋的年代啊!那样愉快的夜晚我永生难忘。吴小椿、江老三比专业演员还让我佩服。他们让我有种亲切感,而有名的专业演员不过是陌生人。

  吴小椿有个弟弟叫吴杰,和我差不多高。我们叫他吴大头,他那双聪明活泼的大眼睛一闪一闪的。那年苏联文化代表团访华,一行人来到北大的民主广场。我和吴大头荣幸地被选为献花儿童。在雪亮的灯光下,我们肩并肩地跑上司令台,把鲜花献给中间那个外国人:《青年近卫军》的作者法捷耶夫。当他抱起我时,只觉得脸颊被他的硬胡茬扎得又疼又痒。我被他举过了头顶,台上台下一片闪光,欢呼声、掌声经久不息。

  从此我就经常去献花,走上舞台,把美丽的鲜花献给一个又一个不平凡的人。他们是国际友人、和平代表、志愿军英雄、全国劳模、少数民族代表、中外杰出艺术家,以至国家领导人。他们的音容我不会忘记,因为他们牵着我的手,一同驱车进入北京饭店、和平宾馆、中南海。坐在他们身边吃饭、看演出、说话、拍照……。年纪稍长,从书刊里对他们的了解就更深了一层。温暖和关怀围绕着我。我快乐地像个小天使,又像一朵即将绽放的小花朵。渐渐地,我小小的心里萌发了一个愿望:让我这朵小花快乐地开放,把芬芳和美丽献给周围的人们。那该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啊!

  我的那些天真可爱的小伙伴们,你们还记得吗?我们曾经拥有过那样温馨的童年,我们曾经拥有过那样纯真的友谊!那样的日子珍藏在我们的心底,那样的日子是我们此生拥有的无尽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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